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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笔天下忧国运

  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,60余年风雨兼程,60余年曲折前进,当今世界,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并没有变化,中国经济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,什么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?什么能让中国经济增长成为永远不灭的传奇?这是每一个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及官员必须思考的问题。

  而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,每一个观点,每一个主张都要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负责,因为任何一个经济政策都牵一发而动全身,都存在不可挽回的风险,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科学、公正、严谨地对待,所以本书一直不敢轻易苟同于任何学派的主张,而只是客观地陈述自己的观点。

  本书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形势,这个看似非常宏大的叙述,实际上紧紧地联系着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。首先,我们所处的社会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,也不再是那个亲友、族人、乡邻之间互帮互助的宗法制社会。那个只要政治家实行仁政、民众多读圣贤书就可以实现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其次,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,国家的发展形势直接联系着我们的命运,比如中央银行的一个房贷政策就决定着我们多年收入的归属,金融危机时财政部几个促进消费的政策就能创造无数的就业岗位,而那些国家战略性决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就更大了,因此只有关心国家发展的大形势、大方向才能把握好个人命运。

  大崛起时代需要大智慧

  如果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进行一个命名的话,笔者将其称为“大崛起时代”,在这个时代,富人的奢侈性消费与穷人的生存性消费并存,资产市场的投机性繁荣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,要求加大社保投入与要求减税的声音并存;民企提出共享垄断蛋糕与社会要求国企回归公益并存,在这个时代有人毫不隐晦地为精英主张利益,也有人在良心的驱使下扛起了为民众代言的大旗。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,这是一个豪迈的时代,在这个时代我们欣喜地看到2000多年前百家争鸣的重新到来。但这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,中国还面临着一些重要的问题,这些问题,并不会因为崛起而自动解决,这都需要大智慧,需要认真对待。

  内忧比外患更值得研究

  这个时代,大多数爱国学者都关心中国的外患,而笔者认为中国的内忧比外患更严重;大多数学者喜欢在投资、消费、出口之间寻求中国经济的平衡,而笔者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;大多数学者都鼓吹小政府主义,而笔者提出小政府必须以社会自治为基础,否则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;大多数学者为加强金融监管而呐喊时,笔者提出只有反投机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;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提高民众的收入,而笔者提出只有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从根本上破解民生难题。睡狮已醒,中国在发展过程中,确实存在着一些争论,但这些争论都是对中国面临的大形势认识不清所致,只要对大形势、大方向认识清楚了,就容易达成共识,形成合力,这样中国的国强民富也就指日可期了。

  本书不是就事论事,而是站在大历史、大时代的背景下探讨中国问题,与那些针对社会热点推出的应时之作有着很大的区别,本书带有一定的独特性、巧合性及不可替代性。跨越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历史、社会、人文等多学科,以广视角、大视野对中国大形势进行分析是本书最鲜明的特点。

  写书就是要解决问题

  现在中国的学者常常被人批评只管提出问题,而不管解决问题。笔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分析问题,解决问题,解决中国最现实、最紧迫的问题。在中国,能够对中国问题进行跨学科、综合性、系统性研究的学者应该不多,而笔者独特的学习经历则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。笔者在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方面都提出了完整、系统的原创性主张。作出这样的尝试,也算是抛砖引玉吧,也希望大家能够对笔者的主张展开一场大讨论,在争论中不断完善,最终可以在多元中达成和谐,如果能这样,也就不枉费笔者一番心思。本书在写作时力求内容丰富、语言浅近,专业理论深入浅出,说理为民众代言的大旗。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,这是一个豪迈的时代,在这个时代我们欣喜地看到2000多年前百家争鸣的重新到来。但这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,中国还面临着一些重要的问题,这些问题,并不会因为崛起而自动解决,这都需要大智慧,需要认真对待。

  本书在写作时力求内容丰富、语言浅近,专业理论深入浅出,说理透彻,无论是专业工作者,还是一般读者,读起来都非常轻松。专业人员可以将其当成一本理论读物来读,而非专业人员可以作为平时“充电”之用。

##第一卷中国“社科四大发明”对西方的贡献――曾经的辉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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