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昌黎究竟在何处，是在今锦州、朝阳一代，还是在今秦皇岛地区的某一地带，其实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。

　　由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主持编绘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把西汉时的“交黎”比较明确地标在了今辽宁省义县的位置；新版的《辞海》亦采取此说，以义县（今属锦州市）为北魏之前的昌黎县所在地。不论从历史记载看，还是从义县所处的地理位置看，确认古昌黎在今义县，都是基本可信的，其地正在西汉时的辽西郡东郡，东汉时的辽东郡西郡，并在后来单设的辽东属国的重点位置，恰可作为分郡的都尉治。有人以《汉书地理志》记“交黎”在“渝水”，并“首受塞外，南入海”，便“推断”西汉时名“交黎”的“昌黎”，“即今北戴河联峰山西北的西古城村”，根据的是“渝水即今戴河”，戴河“恰于其南入海”。这种简单的对号未免太轻率了一些戴河，原名戴家河，其南入海不假，但它是一条约长35公里的小河，其源流没出今抚宁县境，连长城线上的老岭都未够到，何谈“首受塞外”？其实西汉时的“渝水”指的是辽西的大凌河，西汉时的“临渝”亦非东汉时的“临渝”。在西汉时被称作“渝水”的大凌河发源于今辽宁省凌源县境，流向东北经朝阳，在北票折向东南、过义县，“南入海”。也许是因《汉书地理志》记交黎有渝水，并首受塞外，以往有人据此认为古昌黎即今之凌源县，这都是按字面片面或简单解释汉书地理志的记述的缘故。当时，交黎奚辽西郡的东部都尉治，这极其重要的一点恰恰被忽略了，以致历史上出现了古昌黎为凌源说，现在又冒出了古昌黎为古城说，把古昌黎拉到了如今的北戴河海滨。

　　那么，为何又有人说古昌黎在今朝阳呢？这主要是把县名和郡名混为一谈了。今朝阳作为北魏时的昌黎郡的首城闻名于世，是在北魏太平真君年间并昌黎县、柳城县、棘城县入龙城县，以前燕君主慕容在今朝阳地新建的龙城县为郡治之后，从那时起，龙城既然已经成为昌黎郡的郡治，人们把“龙城”叫做“昌黎”，应当说是很正常的。不过，这时候的昌黎，主要是郡称，已不再是县名了。而且，到这时昌黎郡历经十六国大乱，已经变得地广人稀。据《魏书地形志》记载，诺大一个昌黎郡，只有“户五百九，口二千六百五十八”，境域显得异常荒凉，不少“县”很难称“县”了（除昌黎县、柳城县、棘城县并入龙城县外，徒河、永乐、燕昌并入广兴）。同期，北魏还在龙城设立了管辖昌黎、建德、辽东、乐浪、翼阳、营丘等郡的营州、龙城同时为营州治所，又称“营州”。这当为昌黎在朝阳说的来历。

　　大隋朝建立以后，昌黎郡更加荒凉，仅剩下龙城一县，隋朝政府把昌黎郡更名为辽西郡（脱却辽西郡之称的今秦皇岛地区一带及唐山市滦河流域地区，到此时更名为北平郡），改龙城为柳城。至此，昌黎郡之名业已不复存在，但直至唐朝，人们还习惯称原昌黎郡一带为昌黎，使古昌黎之名沿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。到唐朝，辽西郡改成柳城郡，复又改设营州。

　　昌黎之名在唐朝曾被重新启用，但不是在故昌黎县地，而是在于当时比较邻近营州的旧师阳镇（在今朝阳西偏北方面的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境内，位于赤峰之西南），贞观八年（634年）唐太宗将一度改名“北黎州”的崇州恢复原名时，在崇州地置昌黎县；后来，崇州沦于奚，这个复建在塞外草原上的昌黎县也就不了了之，根本没有叫开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不难得知，“昌黎”做为一个地名，最早出现在今辽宁省义县，后以郡名得称于今辽宁省朝阳，在唐朝初期曾复现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，至1189年始定称于今昌黎。从地图上看，在近1400年间，“昌黎”之名西去南移，绕城的边长均在230公里以上的一个大三角形。

　　建国以来，昌黎境内曾多次发现战汉时期的遗迹遗物。昌黎汇文一中出土汉代瓦当；原昌师院内发现战汉时期瓮棺葬；邵埝坨、河南庄、东林上等出土战国刀币；小庄、陆庄、吕庄等地发现战汉遗址。查《昌黎地图》，小庄遗址位于泥井街西北1公里处。西距陆庄遗址7.5公里，南距河南庄7公里，东偏南距吕庄7公里，北距昌黎汇文一中9公里；吕庄与河南庄相距7公里；陆庄遗址与邵埝坨相距8公里；一中与邵埝坨间距9公里；东林上距一中8公里。

　　今后，在各种古文化频繁交往与逐渐融合的碣石之地，必然还会有更多内涵丰富、特色鲜明的史前与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