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部大院坐落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。1969年11月16日上午十点半，经济所和文学所全体下放人员在那儿集合，部分人还带了家属。大院主楼前的空地上，一下子来了几百号人，黑压压站了一大片。

　　集合完毕，大家排着队向北京站进发。一路上有人敲锣打鼓欢送，可我们心里却惶惶然。家里的房子退了，从此五口人分处三地，天南海北。未来的家在哪儿？这一去要走多久？还能不能回北京？对于母亲来讲，最担心的还是弟弟。小小年纪智力又差，到一个陌生的家庭生活，他能适应吗？那家人会对他好吗？种种问题萦绕心头，沉重而茫然。

　　“先遣队”兵分两路：五连（文学所）经信阳至罗山，七连（经济所）经驻马店至东岳。火车中午时分出发，次日凌晨三点多到达河南驻马店，七连大队人马在这儿下车。车站黑暗阴冷，所里几位“壮劳力”在昏暗的灯光下七手八脚从行李车上往下卸东西，然后装上卡车。人们所带之物五花八门，反正托运费由公家出，于是有人就尽量带，什么都不肯扔。居然还有带蜂窝煤和大白菜的，这可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“公私分明”！煤和白菜是自己花钱买的，扔了可惜。至于是否值得花那么多运费运往河南，进而拉到干校，则不必考虑。

　　陈瑞铭叔叔当时年轻力壮，膀大腰圆，大伙都亲切地叫他“狗熊”。可这位大力士硬是没拽动我们的箱子。他看了看箱子上的名字，跟母亲开玩笑说：“老张，你带的这是什么呀？这么沉！我可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了啊！”我们心里有鬼，不敢吭声。要是被人发现下放锻炼还带这么多好吃的，扣上一顶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的帽子可不得了!

　　车装好后，天已蒙蒙亮。凌晨五点，人们爬上等在那里的几辆敞篷卡车。车上没有座位，我们只好站着，驶向目的地--息县东岳公社。

　　河南的冬季阴冷潮湿，车子开起来小风飕飕的，不一会儿耳朵就冻僵了。一路上途经汝南、平舆、新蔡、包信等地。刚开始还是柏油路，过了包信就变成泥沙碎石路，再往前走就是土路了。更倒霉的是，头一天晚上刚下过雨，道路异常泥泞，车轮很快就陷进泥里。大伙儿不得不下车，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了五六里，然后再上车。

　　随行家属虽说上有老人，下有幼儿，也被要求跟下放干部一样，在军宣队的指挥下，一切按照部队的做法雷厉风行，“令出如山”、“令行禁止”。一直折腾到下午两点，才到达东岳公社，这时人们已累得筋疲力尽。

　　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约300人，一下子都开过去，住宿成了大难题。当地没有现成住房，只好安排男同志住进一座棉花仓库，女同志住公社粮管所，家属分散住在卫生所、兽医院。那仓库硕大无比，坐北朝南，东西两侧各有一扇赭红色大木门。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，只在高处开有几个小气窗。内部用粗木头搭成架子，再铺上床板，构成上、下两层大通铺，住进去140多人。女同志住的粮管所是几排灰砖房，六七个人一间，条件要好一些。